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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员斯维亚托斯拉夫反复思考着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一个异乎寻常的事故猝然夺去了娜杰日达的生命，她把水壶放到煤气灶上以后就睡着了，开水溢出把火扑灭。

法医鉴定证实，死亡是煤气中毒造成的。尸体上没有使用过暴力的痕迹。无论事件发生的经过，还是遇难者的性格都排除了她自杀的可能性。

娜杰日达是个快活、乐观的女人，这在她的熟人和同事中是公认的。从她与丈夫的关系也看不出任何不正常的现象。法医认为，娜杰日达是八月七日死亡的。

死者在充满煤气的房间里躺了三天三夜。要确切断定死亡的具体时间很困难。她的当演员的丈夫亚罗波尔克八月七日午后一点左右离家，十一日返回。

邻居以及同他一道进行巡回演出的同事都证明了这一点。亚罗波尔克回来后进不去屋，因为他们夫妇只有一把钥匙。钳工开门时，有个女邻居在场。

勘查现场时，发现小圆桌上的电话机旁放着娜杰日达的笔记本，本上记有电话号码。向其中几个人了解后得知，娜杰日达七日晚上给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打过电话。

这证实死者丈夫不在现场。法医推断死亡的时间也可能是八月八日早晨，因为七日晚上娜杰日达还活着，十一点后她躺下睡了，忘记关煤气，再没有醒过来。看来一切都清楚了。但是突然来了这么一封控告信……

斯维亚托斯拉夫从桌上拿起一张用潦草的字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死者的姐姐写道，亚罗波尔克拒绝还给她一大笔钱。

这笔钱是妹妹生前借的。她以绝对肯定的语气断定：“是他杀害了我妹妹，只有娜杰日达知道这笔债务。”

一位脸庞消瘦、面色憔悴的中年妇女走进办公室。

“我姓柳博芙。”她低声说，“是娜杰日达的姐姐。”

“请坐。”斯维亚托斯拉夫拿出她的信，“我看了您的信。您严厉地对一个人提出了控告。”

“是的，请您正确地理解我。我不是为了钱……”

“这钱是怎么回事？”

“娜杰日达死前不久，我借给了她四千卢布，那是我的全部积蓄。她是为她丈夫借的，据说他好像遇到了买小汽车的机会……”

“您为什么不早一点儿提出来呢？”

“在举行葬礼的时候，他答应还我钱，而后来却一直躲着我。我想给娜杰日达定做一块墓碑，我想了很多……”为了集中一下思绪，柳博芙沉默了一会。

“一句话，他侵吞了娜杰日达的财产，占有了我和她的钱，如今，他年轻的妻子戴的首饰也是我妹妹的。”

“可是，您想一想，他白天离开家的时候，您的妹妹还活着，晚上十一点还给女朋友打过电话。”

“这我不知道，我只相信一点：是他杀害了我妹妹，他是一个灵魂肮脏的人。”

“关于他们的关系您能谈些什么吗？”侦查员问。

“您知道吗？娜杰日达是科学副博士，而他是个不成才的演员。妹妹不喜欢抱怨人。他成天逛饭馆，喝酒，缠着她要钱。我妹妹一直希望他能有所长进。他想买汽车，我妹妹很高兴，认为这样也许能收住他的心。”

“他的新妻子是谁？”

“饭馆服务员，还在娜杰日达在世的时候他们就好上了。”

斯维亚托斯拉夫把一张纸放到柳博芙面前，上面写着长长一串姓名。

“这些姓名是从您妹妹的笔记本上抄下来的。您能不能对这个名单做一些补充呢？”

柳博芙看了看名单，沉思起来。

“好像没有……不过，娜杰日达有个从小就非常要好的女朋友，叫巴任娜·叶列娜。但她住在另一个城市……”

使斯维亚托斯拉夫感到奇怪的是，在出事的晚上，娜杰日达几乎给笔记本上有电话号码的所有女友打过电话，但这些女朋友中却没有一个人同她通过话。

如果女朋友不在家，是其丈夫接的电话，就请他转告说娜杰日达来过电话。如果是女同志接电话，对方就不声不响地把电话挂上了。

联系过的女朋友中，有两个回家后得知娜杰日达来过电话，立即给她回电话，但是没有人接。而差不多就在同一时间，娜杰日达叉在给另一位女朋友打电话。这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呢？

斯维亚托斯拉夫只好再次询问克谢尼娅医生，她是最后一个接到娜杰日达电话的人，并打算问一问住在另一城市的叶列娜，也许，她还没有得到女友的死讯呢。

斯维亚托斯拉夫亲自来到克谢尼娅处。

“记得您说过，娜杰日达是夜里十一点左右给您来的电话，是谁接的？”

“我丈夫，当时我不在家，在医院值班。十一点他给我来电话说，几分钟前娜杰日达来过电话。”

“那么您没给她回电话吗？”

“没有，因为我有急诊要处理，等我脱身时已经很晚了。”

“您相信确实是她打来的吗？”

“绝对没错！其他任何人都不会来电话，我们的电话号码当时只有她一个人知道。”

“为什么呢？”

“八月六日，娜杰日达到我们家来过。正是她在的时候给我们安装的电话，她当时就把号码记在小本上。记得无论是当天，还是七日，我再没有把电话号码告诉过任何人。”

……第二天，斯维亚托斯拉夫同叶列娜谈了话。她什么都不知道，听到女友的死讯后痛哭了一场，而且很久不能平静下来。

“不，我同娜杰日达很少见面……这就是为什么我没收到她的电报的原因。”叶列娜低声说。

“什么电报？”

“我大学毕业后到这里工作已经十年了，娜杰日达每年都要打电报向我祝贺生日，只有今年什么也没收到。”

“您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八月七日。”

“七日？等等，怎么，她每年按时来贺电吗？”

“是的。我保存着她的全部贺电。”

“不过要知道，七日她还活着呢。”

告别了叶列娜，斯维亚托斯拉夫立即向火车站走去。“为什么娜杰日达没按传统打电报？”侦查员想，“七日她还接连不断地给朋友打电话，怎么却忘掉了最亲密的女友呢？”

斯维亚托斯拉夫把看见演员归来的那位女邻居请到检察院，想再次更详细地了解一下演员回家时的具体情况。

老太婆阿杰莉娜讲起话来没完没了，还带来了一个坐不住的五岁左右的小孙女拉丽萨。

“请坐近些，阿杰莉娜，是这么回事。您记得吧，八月十一日，就是在隔壁发现娜杰日达死了的那天，您上楼的时候……”

记得，我刚从商店回来。”

就是这样，亚罗波尔克走在您后面？”

“跟在我后面，我已经说过了，我一回头，就看见了他。”

“嗯，那么后来呢？”

“打了个招呼，他就去按自家的门铃，可是没人给他开门。我当时在开自己的门，也站在楼梯上，我们两家紧挨着。他对我这么说，‘娜杰日达好像不在家，我们只有一把钥匙。’等了一会，娜杰日达还是没回来。”

“他感到非常惊奇，并且说：‘过去娜杰日达出去时间长一点时，总要在信箱里给我留个条。请给我把改锥。’但是门没有能打开，他开始不安起来，便借用我们家电话到处寻找妻子。”

“我和拉丽萨准备散步去，从厨房的窗子里看见钳工斯维亚托波尔克在院子里修理什么东西。我与拉丽萨要散步去了，而亚罗波尔克仍旧留在那里，并请我叫斯维亚托波尔克来。我唤来斯维亚托波尔克，他打开了锁。”

“明白了，那么，您很快就回来了吗？”

“非常快。要知道我走路还是很快的，尽管年纪大了……”

“噢，大概过了多久？”

“您算算吧，从四层楼下去又马上回来。”

“那么这个时候亚罗波尔克坐在您家里啰？”

“是呀，在打电话呢。”

“您还记得钳工打开门后，是谁第一个进去的？”

“斯维亚托波尔克。他用力推门，差点儿没摔倒在过道上。随后进去的是亚罗波尔克，最后是我。我立即闻到一股煤气味儿，就把厨房窗子打开了。”

“斯维亚托波尔克关上气开关，炉子上放着水壶。亚罗波尔克叫着奔到里屋，扑倒在妻子身旁，她在沙发旁边一动也不动地躺着。我和斯维亚托波尔克赶忙打开房间的窗子。”

“您走进过道时，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放电话机的小圆桌，它以前就放在那儿。”

“除电话机外，您什么也没看见吗？”

“怎么没看见呢？上面有把钥匙，是房门钥匙。邻居进来的时候还说，啊，钥匙在这儿。还有一个小本子。一个很小的小本子……”

“笔记本和钥匙您一进来就看见了，还是以后看见的？”

“进来就看见了。小圆桌正对着门，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上次您说过，楼梯上没有闻到煤气味，因为楼梯上的窗子是开着的。怎么，它是一直开着的吗？”

“一直开着，窗子破了。”

侦查员对她表示感谢，并请她在证词记录上签了字。

……亚罗波尔克脸色苍白而又浮肿，眼睛下面有淡紫色的青肿。他的领带歪到一边，破烂的西装上衣扣子不全。

“不得不再次打扰您。”斯维亚托斯拉夫说。

“请吧。”他说，“愿为您效劳。”

“您的大姨子一口咬定，您借了她一大笔钱没还给她。”“嗬！好家伙！”亚罗波尔克悲痛地摇了摇头。“不过，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如今随便怎么说都可以，反正娜杰日达死了……”他煞有介事地转过身去，用手帕擦着眼镜。

“好，顺便问一下。”斯维亚托斯拉夫问，“您记得出事的那天你们是怎么度过的吗？早晨您和您妻子干什么来着？”

“前一天晚上娜杰日达看书看得很晚，起来也比我晚。我们一起吃了早饭，之后我到商店去了。”

“她自我感觉良好吗？”

“很好，而且有说有笑。”

“她没打算上班去吗？”

“没有，她那天休息。她想看点什么，写篇文章……”

“您出去的时候，她请您办什么事没有？有没有让您代为向某人转达问候或类似的事情？”

文章内容转载自《“幽灵”的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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