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籍华人纽约新道高中副校长数理学院院长潘力老师谈美国教育家杜威

杜威不但对中国和世界的教育有影响，而且对五四运动和中国新文化运动也有极大的影响。20世纪初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非常像，即将成为世界强国，面临许多变化。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教授，他觉得美国的教育是不能满足美国经济的持续发展的，他觉得教育存在很多问题，所以他提出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要普及教育，要培养更多的高等人才，学校应该学以致用，应该注重学生的学习经历；学校应该以学生为主，让他们有一种积极参与，能够参与到他们的教育本身里去；学校应该帮助他们成功，为他们将来的职业和生活打下基础。他强调的是职业和他们的生活使他们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

在20世纪的时候，美国很多大学、中小学都开始采用他的教育理念。直到现在，常青藤联盟的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都采用他的理念。芝加哥大学最早采用了他的教育理念，而且雇了他。哈佛大学后来还把他挖到自己学校里做教授。中国的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也受到过杜威特别大的影响。因为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做学问的时候，杜威就是他的导师。

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简介

1919年4月底，美国著名学者杜威来华讲学，是中国文化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杜威(1859——1952)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实验主义哲学大师，出身平民，曾执教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其教育哲学思想在全世界颇有影响。

杜威来华，是受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北京大学行知学会等的邀请。中国学界对新思潮的渴望和开放的心态，留美归国学生在教育界的势力及影响，是中国学术界邀请杜威来华的主因。杜威来华前后，蒋梦麟主持的《新教育》杂志、胡适编辑的《新青年》杂志，都出版过介绍杜威及其思想的专号。1919年4月30日，杜威携妻子、次女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到码头迎接，住入沧州别墅。

5月2日，胡适在江苏省教育会介绍杜威及其学说，约上千名听众听了胡适的演说。他将杜威的学说分为三种：方法论、真理论、实在论。胡适将其方法论归结为“不重空泛的议论，不慕好听的名词，注意真正的事实，采求试验的效果”，并将其运用到事物、意思、信仰上。胡适以“真理都是工具”来概括其真理论，称真理的作用就是做媒摆渡。其实在论认为，世界是人造的，各人的生活经验愈增加，世界的范围愈扩大。

杜威在南方驻留近一个月。5月3、 4日，杜威在上海江苏教育会发表题为《平民主义，平民主义的教育，平民教育主义的方法》演说，由蒋梦麟做翻译。上千名听众参加。5月5日，杜威夫妇由蒋梦麟陪同离开上海赴杭州。5月7日，在杭州浙江省教育会讲演《平民教育之真谛》。5月18日到26日，在南京高等师范发表演说，由陶行知等做翻译。在上海期间，杜威曾同孙中山共进晚餐。两人彼此敬慕，讨论哲学问题。在知、行关系中，两人都强调人的能动作用。

6月初，杜威夫妇到达北京。杜威在北京的首场演讲是《美国民治的发展》，于6月8日、10日、12日分三次讲完。第一次讲绪论，美国的新文明在于民治。民治可分四种，政治的，民权的，社会的，经济的。第二次讲美国民治的个人方面，“美国的个人主义乃在人人能自立，就是人人有独立的思想，有自由的行动”;“普通教育为民治主义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三次讲美国民治的社会方面。“民治主义不但要个人发展，而要顾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美国社会以交通的发达，广义的国家主义，个人自由意志发展的团体盛行而发展成民治的社会①。

杜威到达北京时，正值五四运动的高潮期。6月8日晚，美国公使款待杜威，来宾有中外名人三百多人。杜威风趣地说：“余此次来京，恰逢学界学潮扩大之际，不能充分讲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现在深觉中国学生不特能教训自己，并且能教训他人，实在可以不必我多讲演了。”②虽然在罢课及暑假期，杜威仍作了两次演说。6月17日在北京美术学校讲《现代教育的趋势》，由胡适口译，康白情笔录，分三次讲完。杜威提倡：“从前的教育视学生为被动的教材，如今却把教育的本身当做发展个人本能的工具了。”“教育不过是引导训练和发展个人的本能以应社会的需要的手段罢了。”③8月15日，在北京新学会讲《学问的新问题》。7月下旬，女儿Lucy完成学业到北京与杜威夫妇团聚。

9月20日，杜威作为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开始讲学，开始了他在北京的五个大型系列讲座。

《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是杜威首开的第一个大型系列讲座，由国立北京大学、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主办，从9月20日开讲，每星期六下午四点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举行，胡适翻译，毋忘、伏庐、高一涵等记录，分16次讲演，中间略有停顿，次年3月6日讲完。他在绪论中讲了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的性质、范围、作用、评判的标准后，提出三大组实际问题：政治法律、知识思想界、社会生计即经济。

在总论中，杜威提出：“一切社会政治学说的起源都在社会政治纷扰不安的时候。”“社会政治所以纷扰不安的原因起于偏重一种人群的利益兴趣，把别种人群的利益与兴趣都压下去。”由此产生冲突，旧式的哲学把这种冲突看成是社会和个人的冲突，而趋于两个极端，一是激进的，对社会下总攻击，一是保守的，对社会下总辩护。杜威所主张的是“第三者的哲学”。这第三者哲学，不是总攻击，也不是总辩护，是要进步，是零零碎碎的进步，而不是社会根本改造。他指出：“人类的生活不是完全推翻可以解决的，也不是完全保守可以解决的。人类的责任就是某种时间某种环境去寻出某种解决的方法，就是随时随地去找出具体的方法来应付具体的问题。”④

杜威首先讲了社会政治哲学中的经济问题。“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的大危险，莫过于看不起经济的生活。以为这是无往而不在、最下贱而不高尚的东西，不值得哲学家的研究。”他提出：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社会文明的程度，与生计的程度成正比。”分工的经济生活可以使人的天才格外发展，也使社会各部分互相帮助与依靠。经济中的自由竞争的个人主义是“警察的哲学”，社会主义是“抗议的哲学”。讲政治的时候，他讲了国家、政府、法律、权利义务，法律是其中的中心问题。他谈到社会用法律支配的重要性，政治的民治的历史，“就是逐渐把人民公共意志的政治，代替少数人发号施令的政治”。杜威还谈论了国际政治、民族主义、国民外交等。演讲到思想问题时，杜威认为，“凡是靠得住的文明，一定有很可靠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有系统的思想信仰”。“一切社会的重要变迁或改革，一定与思想的变迁改革同时来的。”“人类总离不了两种势力，一是物质的环境的势力，一是思想的心理的势力。”⑤他强调变迁的时代不应压制思想自由，思想统一是长期的趋势，不能强求。

《教育哲学》系由北京大学、教育部、尚志学会、新学会四个团体邀请而讲，9月21日在西单手帕胡同教育部会场开讲，以后每星期日上午九时举行，分16次，于次年2月22日讲完。在讲演中，杜威提出：教育分三大部分，社会是教育的目的，学校和学科是中间过渡的桥梁，儿童的生活和本能是教育的起点。他强调“社会的改良全赖学校，因为学校是造成新的社会去掉旧弊向新的方面发展，含有不曾发现的能力，预备儿童替社会做事的一大工具”⑥。他强调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关系，以及科学对教育的影响。在结束时杜威谈到“脑子背后时时有一个学生运动的影子”，“学生运动可以表示一种新觉悟：就是学校教育是社会的;不但对于本地、对于小群，还要对于大群，对于国家”⑦。最后一次讲演完毕时，由梁伯强致辞感谢。

《思想之派别》是11月14日在国立北京大学开始的8次系列讲座，每星期五晚八时开讲。杜威认为，哲学思想的派别可分为四派，第一派是希腊底系统的(真理的，分析的，类别的)方法，创始于苏格拉底，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第二派是科学产生时代生出的理性派，以笛卡尔为代表;第三派是经验派，始于培根，以洛克为代表;第四派是实验派。他比较四个派别，第一派是整理、系统的方法，其重要性不过使用的方便，本身不是目的;理性派注重定理，使推论时有根据，本身也并非目的;经验也算不了真知识;实验派的长城在于，“实验要使知识学问学理，格外切于实用，不是空的无用的知识”;“使人生的行为，受知识的支配，不要作无意识的盲从”：“实验的方法，是保障世间人类幸福惟一的保障。”⑧

《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是杜威在北京作的6次系列讲座，1920年3月5日起，在北大法科礼堂开讲。每星期二、五晚八时进行。杜威介绍的是詹姆士、柏格森、罗素。詹姆士是实用主义哲学家，詹姆士“一方注重共通的人性，一方注重个体，反对绝对派的学说”，是“把生物进化之理应用到心理学上的第一人”，以实用性判断知识的价值，“理想的起源，影响于他的‘根本的经验主义’’’， “知识里面还有愿望意志，影响于他的‘信仰的意志’”，“把意思当作工具，更是他的‘实验主义’的根本观念。”柏格森是现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看不起智识，而主张直觉，以为人只要内省的程度到了，自然会有直觉，知道本体是继续不断的创造的。”“这种学说一方固很带科学的意味，而一方要顾到人类满足他宗教的玄学的欲望，复带神秘的意味。他这种态度，也许是他享受大名、信徒众多的原因。”他赞赏柏格森的“创造的进化”与“生命的奋进”的主张。罗素则与前述两人截然不同，他“从科学方面最近法式的数学下手，对于心理学不取信仰，以为与哲学无关，非特无关而又有害”。“罗素的哲学有一个很怪的现状：就是他的伦理的社会的一方面，很激烈的、很近于民主的;而他的理论一方面，却很有贵族的意味——他崇拜理性，看轻感觉，注重共相，藐视个体，以为理性比经验高得多，很有近于理性派的主张。”“哲学家中再找不出第二个人，理论方面有这样贵族的态度而实用方面这样趋向民主的。”杜威总结三个哲学家的思想，认为他们各有贡献。“詹姆士主张靠得住的将来，是活动的，可以伸缩的，由我们自由创造的。故他的主义是根本的自由主义，各人都可以自由创造一个将来的世界。这是詹姆士的贡献。柏格森的直觉，就是对于自己创造的将来有一种新的感觉。这个感觉，决不是推理计算可以得到的，而在我们有一种信仰，往前奋进。这是柏格森的贡献。罗素主张广大的普通的不偏于个人的知识，补救直觉的不足，使人类往前奋进时有一种指示。这是罗素的贡献。”⑨

《伦理讲演纪略》是分十五次讲演的系列讲座。杜威指出，伦理学是“研究道德生活的性质”，道德就是学，就是生长。道德或生长的目的，不在成人或习惯，而在原理，新文明就该有新道德。他谈及“道德与人类本性”、“情绪在道德上之地位”、“社会的情绪”、“自私心的性质”、“自爱与爱人”、“德行与罪过”、“东西思想之比较”、 “欲望之性质与其对快乐的关系”、“欲望和物诱”、“欲望与风俗制度之关系”、“民主制度之真义”等话题。在比较东西方的伦理时，他指出“东方理想更切实、更健全，西方理想更抽象更属理智的”;“西方伦理根据个性，东方伦理根据家庭”;“西方伦理尊重个人利权，东方伦理蔑视个人利权”⑩。

在北京的空隙中，杜威还到外地去讲学。10月10日至15日，杜威到达太原讲学。杜威见到了被称为“模范督军”的阎锡山。10月10日，杜威在山西大学讲演《品格之养成为教育之无上目的》。12日对师范学生讲演《学校与乡里》。当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太原开年会，杜威的教育思想引起到会教育家的浓厚兴趣。之后，杜威匆匆赶回北京过他的六十岁生日。

10月20日是杜威的生日，中国朋友假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为他祝寿。朋友们告知他，以中国阴历计，这正是孔子的生日。在杜威的生日宴会上，北大校长蔡元培比较了杜威和孔子的异同。他引用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认为这同杜威实验主义中实践与真理的关系相似。蔡也强调了杜威与孔子的差别。孔子尊王，杜威倡导民主;孔子认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杜威主张男女平等。孔子讲述而不作，博士强调创造。而且，孔子在过2470年生日，杜威过的是60岁生日。蔡对孔子学说适用于当代表示怀疑，但杜威的学说更痛切现实。“孔子可以代表中国旧文明，杜威博士代表西洋新文明。”(11)

在京期间，杜威还作了一些短篇讲演。他在北京高等师范建校十一周年时讲演《学生自治》，北大建校二十二周年纪念时演讲《大学与民治国舆论的重要》，主张大学具有造成舆论与指导舆论的责任，“信仰真理、信仰智力是造成舆论和指导舆论的根底”，“大学要信仰真理和知识去打倒舆论的仇敌!”(12)他还在北京中国大学讲演了《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

因北京罢课，杜威等留北京稍微清闲，济南省议会、教育会等特请杜威前往讲演。12月24日，杜威抵达济南，演讲《教育的方针》、《学生的自治》、《科学的研究》等。1920年初，杜威从山东讲学归来。途经天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讲解《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指出，为我主义是假的个人主义，个性主义是真的个人主义，真的个人主义具有独立思想、个人对于自己的思想信仰要负完全责任的两种特性。他还完成《从内部看山东》一文，发表在《新共和》1920年3月3日。

1920年4月初，杜威南下南京讲学。据报道，“兹由新教育共进社公请南来，继续讲演。定办法如左：一、‘期间’九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二、‘行程’四月起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专设讲席一个月又半，并在宁垣举行一般讲演，五月后各地讲演;三、 ‘讲题’教育哲学、伦理学、思想之派别、政治哲学、实验主义、学校与社会、学生自治、职业教育、教育行政、近世世界教育思潮、女子教育与男女同学问题、中国学潮之评论，以上得由各该机关择定相当问题，商请博士讲演。四、‘译述’转请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博士、教务主任陶行知博士、学监主任刘伯明博士轮流担任。五、 ‘经费’，讲员译员公费旅费共七千元。”(13)

杜威于4月2日南下，4日抵达南京，旋开始讲学，“担任教育哲学、伦理、哲学史等科目，每周共八小时。”(14)杜威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的客座教授。主讲三大系列讲座：《哲学史》、《教育哲学》、《试验伦理学》。《哲学史》是他在南京高等师范作的有关希腊哲学的约19次系列讲座，刘伯明翻译，哲帆、邰爽秋、邵毓麟等记录。他介绍了西方哲学的起源和流派，介绍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思想。他对比东西方哲学，认为中国哲学偏于人生日用，西洋哲学带科学的性质。在《教育哲学》系列讲座中，他谈及“教育之必要”、“教育之可能”、“用何法实施教育”、“受教育后的影响如何”、“教育的种种结果”，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改造的日进不已的历程”。“教育是根据儿童天性，任其自然，而使之发展的。”“理想的学校，应该保存校外教育的好处。一有生气，切于实用，有兴趣。一方面又要改良他，把偶然的琐碎的种种不良的地方都除去，使他变为有系统有规则的教育。”(15)《试验伦理学》也是在南京高等师范作的18次讲演系列，由刘伯明翻译。

在南京期间，杜威也作了若干短篇讲演。4月22日，在中国科学社讲《科学与德谟克拉西》。江苏省教育厅于5月7、8日邀请杜威为教育行政人员讲《教育进化之标准》、《近代教育之趋势》、《普通教育》、《教育家之天职》。

杜威还到南京附近的外地讲学。5月17日上午由南京乘车赴镇江，18日在镇江讲演《学生自动之真义》、《教员之天职》，还参观了当地学校。18日晚由镇江抵达扬州，20日向扬州军政学界人士讲《教育与社会进化之关系》、《自动之真义》。原打算赴清江，后取消回南京。5月25、 26日在常州，刘伯明同行，下榻常州青年社，假教会恺乐堂为会场作讲演，绅士学两界听者甚多，各乡小学教员远道赴会。25日下午讲《学校与环境》、《新文化之根本研究》，26日讲《学生自治之真义》、 《新人生观》。

杜威于27日抵达上海。29日晚，江苏省教育会、新教育共进社、职业教育社假一品香饭店公宴杜威。郭秉文说：“自杜威来华后，于我国外交上教育上均得极大影响。外交上，则美国自杜威处来得我国之情形，而有正确之舆论;教育上，则杜威来后，如久旱甘雨，精神焕发矣。”杜威表示：“中国将来之发展，端赖热心教育者提倡”。(16)

杜威在上海发表了多篇演说。5月29日上午杜威在上海第二师范讲《教育者的天职》，下午在职业教育社讲《职业教育的精义》， 30日作《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31日上午在吴淞同济学校讲《专门教育之社会观》，在圣约翰大学讲《科学与人生》。同日杜威夫人在江苏省教育会作《男女同学问题》的演讲。6月1日下午在江苏省教育会讲《新人生观》，晚上在南洋公学讲《工业与文化之关系》。6月2日在沪江大学演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关系》(原定《国家与学生》)，晚上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讲《社会进化》。6月3日上午在上海浦东中学演讲《公民教育》，下午在江苏省教育会讲《德谟克拉西之真义》(17)。6月4日在松江劝学所讲了《学校与社会的关系》。

杜威还于6月5日下午赴南通，讲了《教育者的责任》、《社会进化问题》、《工业与教育之关系》。

6月10日早，杜威一行由上海乘车到嘉兴，下午在当地讲《小学教育之设施》，听者不下二三千人。讲完即由嘉兴乘夜车赴杭州。11日在公立法校讲演，12日在省教育会讲演，13日在一中、崇文学校讲演，14日在第一师范讲演。他的演讲包括《德谟克拉西之真义》、《造就发动的性质的教育》、《工艺和文化底关系》、《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科学与人生之关系》、《社会主义》等。14日乘夜车回上海。杜威于6月16日到徐州，讲演《教育的新趋势》、《教材改组及组织》、《学校与环境》、《教员的天职》、《道德教育》、《社会进化的标准》、《自动的真义》等。6月21日，到无锡，讲《试验主义》。 26日上午由无锡到苏州，27日原打算讲《师范教育》，临时改讲《教育行政之目的》、《小学教育之趋势》，29日讲《教育与社会》、《教育与实业》。

对于杜威在中国的第一年，《密勒氏评论报》评价说：“杜威博士通过他发表的经过翻译的演说，已经到达上千的中国人。这些演讲被翻译成中文，在该国重要报刊杂志上发表，这些印刷出来的演讲词被许多人仔细地研究学习。可以设想，通过说、写或印刷的手段，杜威教授将他的学说讲述给数以十万计的中国人。”(18)

杜威原定仅在中国讲学一年，但五四运动使他兴奋，中国人对他的热情令他感动，他接受邀请再在中国讲学一年。1920年10月17日，北京大学授予杜威名誉哲学博士学位。这代表中国学术界对杜威的高度尊敬和评价。

同年秋，杜威南下内地讲学。10月25日，杜威到达长沙。在湖南，同督军谭延闽同进晚餐的时候，杜威夫人建议谭的省必须实行男女同校。谭在震惊之余说，我愿意考虑，但对湖南来说时机尚未成熟。在谭的宴会上，杜威首次见到了罗素。11月1日，杜威在湖南工会发表演说，介绍欧美工会状况，“但望中国做雇主劳工之双方进步之进化，不蹈阶级战争之覆辙。资本家对于劳工，互相提携，以增进其幸福。”(19)

3日午后，杜威抵达汉口。4日开始讲演。8日，杜威在湖北学生会演讲，告诫学生“出于情感的冲动”的弊端，提出“以后办事，总要出于精细的研究”，“现在时局，是很用得着学生联合会来解决的。”(20)8日晚，杜威由汉口经九江到达南昌。学界前往欢迎者不下数百人。南昌人假美国人所办之南昌妇幼医院招待杜威夫妇。9日下午杜威讲《国民教育》，10日下午讲《教育与实业之关系》，11日上午讲《教育之发展》。

1920年秋季到1921年春，杜威作为北京高等师范的客座教授在该校讲学。在北京高师以《民治与教育》为课本作题为《平民主义与教育》的课堂讲座，常道直翻译。

1921年3月31日，杜威又一次离开北京到南方游历。4月12日，杜威到达福州。福建各界争相邀请他前往讲演，为保证他的身体健康，福州教育界人士特为他限制了讲演时间。每日只限讲两次，每次以一到两小时为限，并陪他游览鼓山。杜威在厦门大学讲演《大学的旨趣》，在福建第一师范讲《教育者为社会首领》，在福建第一高级中学讲《自动与自治》，在省教育会讲《美国教育会之组织及其影响于社会》，在福州基督教青年会讲《教育与国家之关系》、《教育与实业》、《国民教育与国家之关系》、《自动的研究》、《天然环境社会环境与人生之关系》、《习惯与思想》等，在福建私立法政学校讲《民本政治之基本》等。

4月23日，杜威搭乘海澄轮船从马尾港离闽赴粤，途经厦门、汕头。28日到广州，住亚洲酒店，和美国领事一起去拜访了省长陈炯明。29日下午，杜威在广州高等师范学校的首次演讲，到场千余人，座无隙地。先由陈独秀介绍杜威生平，再由杜威讲演《自动道德之重要之原因》。30日下午2时，杜威在广东省教育会讲《学校与教育》，听众为全省中学教职员学生。5月2日，由汪精卫作介绍，各界来宾千余人聆听了杜威《西洋人对于东洋人之贡献》的演讲。对于杜威在广州受到欢迎的情形，报纸形容说：“博士因速须北上，不能久滞粤中，百粤人士甚为怏憾，百般设法，阻止其行，大有板辕挡路之概，教育界之明星，其得人崇拜如此。”(21)他还讲了《教育之互动作用》、《科学的精神与道德》等。

1921年5月24日，杜威从南方讲学回到北京。6月17、 19两日在《晨报》副刊发表《南游心影》。他谈了南游时深感的交通不便，及对于中国教育的乐观与悲观。他表示对中国的政治不便作评论。“我此次南游还有一个最大的感想，就是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感情异常的好。无论各处的风俗习惯怎样不同，而其对待美国人的诚恳，却是一样的。”(22)

6月22日，杜威在北京高师的演讲《教师职业之现在机会》，这是他在北京最后的公开演说。“此次讲演，是我对于北京的教师和学生最后的演讲。今天我除了感谢两年来诸君待我的尊敬、真挚外，有一句最后的话奉告，就是大家应当专心于教育事业，以谋他的发展改良。增进职业的精神，然后国家总有强盛的希望。”(23)

6月中旬到7月初，他到济南作第二次讲学。在济南，他讲《社会之要素》，包括三部分内容：《教育之社会的要素》、《学校课目与社会之关系》、《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他还讲了《教育心理的要求》、《学校与社会的关系》等。

杜威在华演讲，既有学术性很强的长篇讲座，也有即兴式的应景演说，他讲的最多的是教育与哲学问题。他一般在演讲前将打印出要点，给翻译者，讲一段译一段。记录者整理出来后常找翻译核对，也请杜威过目。杜威常常离题，和他的打印初稿不一样。这些措施保证了发表在中国杂志上的确实是杜威的观点。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多，涉足奉天、直隶、山西、山东、江苏、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广东等11个省，就七八十个论题作了一百多场演讲。他的《杜威五大讲演》，在他未离开中国时已经印刷了十次，印刷十万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晨报》副刊成了报道杜威演讲的重要版面，给杜威热升温。杜威并不长于口才，他离不开讲稿，但他的思想、学说令人心折。总之，“杜威成为一种时尚。他在访问的每个城市里被追慕，在学术中心，他更是一种最重要的时尚，因为许多知识分子将他的思想与现代性的定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24)

杜威也从中国之行中大获收益。到中国之前，他对中国问题并无深入的研究;到中国后，他对中国的理解与认识飞快加深。他在《新共和》周刊、《亚细亚》月刊发表多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其中发表在《新共和》上的有《在东洋的两岸》(1919年7月16日)、《中国的学生运动》(1919年8月6日)、《在华的国际竞争》(1919年8月27日)、《中国的黩武主义》(1919年9月10日)、《美国在华的机会》(1919年12月3日)、《我们分享了麻痹中国》(1919年12月24日)、《学生运动的结局》(1920年2月25日)、《中国的恶梦》(1920年6月30日)、《中国政治上的一个骤变》(1920年10月6日)、《产业的中国》(1920年12月8日)、《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吗?》(1921年1月12日)、《远东的死结》(1921年3月16日)、《在华国际银行团》(1921年4月13日)、《中国的内地》(1921年7月6日)等。发表在《亚细亚》月刊上的文章有《改变中国心理》(1919年11期)、《中国人的民族情绪》(1919年12期)、《中国政治中的新酵素》(1920年4期)、《什么阻碍中国发展》(1920年5期)、《旧中国与新中国》(1921年5期)、《中国的新文化》(1921年第7期)。他还在日本以日文发表《自然科学中的理想主义》、《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西方文化是物质的吗?》、《科学与目前的工业体系》等(25)。杜威离开中国时，胡适谈及他对中国人的感情时说：“杜威先生真爱中国，真爱中国人，他这两年之中，对我们中国人，他是我们的良师好友;对于国外，他还替我们做了两年的译人与辩护士。他在《新共和》和《亚细亚》两个杂志发表的几十篇文章，都是用最忠实的态度对于世界为我们作解释的。”(26)

6月30日下午，北京大学、男女高等师范、尚志学会、新学会等五团体为杜威夫妇及女儿饯行。主席范源濂、胡适、梁启超等致辞，对杜威在中国的讲学作了高度评价。杜威一家也致了答词。晚，胡适、丁文江等在罗素家中设宴为杜威一家、罗素与勃拉克饯行。

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开中国。胡适对于杜威对中国的影响作如是评价：“在最近的将来几十年中，也未必有别个西洋学者在中国的影响可以比杜威先生还大的。”(27)

注释：

①《杜威博士讲演之第一日》、《杜威博士讲演之第二日》、《杜威博士讲演之第三日》,《晨报》1920年6月9日,11日,13日。

②《杜威博士之近况》,《晨报》1919年6月10日。

③《杜威博士第二次讲演记》,《晨报》1919年6月18——25日。

④《杜威博士之讲演·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晨报》1919年9月21日

⑤《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晨报》1920年3月4日。

⑥《教育哲学》,《晨报》1919年10月28日。

⑦(15)《教育哲学》,《晨报》1920年3月3日;5月6日。

⑧《思想之派别》。《晨报》1920年2月4日。

⑨《现代的三个哲学家》,《晨报》1920年3月8日— — 27日。

⑩《伦理演讲纪略》,《晨报》1920年1月20日。

(11)《昨夕杜威博士之寿筵》,《晨报》1919年10月20日。

(12)《北大纪念日杜威博士讲演的纪要》,《晨报》1919年12月20日。

(13)《公请杜威博士南来讲演办法》,《申报》1920年4月22日。

(14)(15)《申报》1920年4月8日。

(16)《三团体公宴杜威博士》,《申报》1920年5月30日。

(17)《杜威博士昨日抵沪》,《申报》1920年5月28日,另据《申报》6月3日《杜威博士在沪江大学演讲记》。

(18)《杜威在中国》,《密勒氏评论报》,1920年7月3日。

(19)(20)《晨报》1920年11月9日;11月17日。

(21)(22)(23)《晨报》1921年5月15日;6月17 — 19日;6月27日。

(24)(25)Barry Keenan《杜威与中国》(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伦敦,1977年。

(26)《民国日报》副刊1921年7月13日。

(27)《杜威先生与中国》,《民国日报》副刊1921年7月13日。

转自：百度

南开中学35年与40年教学经验

强强联合

高考物理的倾心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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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专题训练与模拟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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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轮复习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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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了35年高中物理要退休了写几本书做个纪念，这本试卷是我一个重点中学一线教师编写的，质量有保障，题是精选的，解析是用心写的。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同学们自主学习提供素材，我始终认为在家安安静静地看书、做题比上课外班效果好，本书的亮点在解析和解法研究，这本书相当于家教！

用好本书的解析和解法研究。做错的题，反复看解析和解法研究，之后再做；做对的题，也要看解析和解法研究，这样你会加深对物理概念、规律的理解，会学到新的方法和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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