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二，龙抬头。”农历二月初二又称“春耕节”“农事节”“春龙节”等，是我国民间传统节日。

在漫长的冬季里，二十八星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一直隐没在地平线下。到了二月二时节，这条“苍龙”开始在东方地平线上露出“龙角”，抬起“龙头”。此时气温上升，雨水增多，南方一些地区的春耕劳动由此开始。

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四灵”之首，在传统文化中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细数长春历史，其中也有不少关于“龙”的文化元素，在“龙抬头”之际读来，别有意趣。

龙，被我国古人赋予了种种神奇的力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它既存在于神话的世界里，又“存在”于现实的历史中，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在长春历史上，也有一些与“龙”有关的元素，值得一说。

“中华第一玉

石龙

在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今天的长春境内活动。1985年，吉林大学考古人员在农安县左家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件石雕龙，它呈蜷曲状，首尾相连，形似璞璧。这件石龙高4.4厘米、宽3.8厘米，造型拙朴，意象鲜明，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经考古人员研究测定，左家山遗址是距今7000年至48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而左家山石龙早于著名的红山文化玉龙，在考古学上可称其为红山文化玉龙的祖型，因此被专家誉为“中华第一玉石龙”。

左家山石龙的出土，说明龙在长春古人类的生活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在长春活动的古人类与中原古人类一样，都有着对龙的喜好或崇拜，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特征。

“龙争虎斗”黄龙府

说到长春历史上的“龙”，必须提到的是今天的农安县城——金代的黄龙府。

包括金毓黻在内的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今农安县城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是夫余国后期王城，渤海国时期是其西部的军事重镇——扶余府。辽天显元年(92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率军进攻渤海国，首先攻下扶余府，进围渤海王城——忽汗城，渤海王投降。辽太祖灭渤海国后班师，崩于扶余府。史料记载，辽太祖崩时有黄龙现于扶余府城上，辽人便在扶余府城西南建升天殿，并改“扶余府”为“黄龙府”。

此后，黄龙府成为辽国的军事重镇，统领周围宾、祥、益、威等州，并建起一座八角十三层的实心砖塔。时至今日，这座辽塔仍矗立在农安县城内，成为标志性建筑。

近年来，史学界一些研究者重新梳理史料，并结合考古成果，提出新说:夫余国后期王城乃至黄龙府初设时都不在农安，而是在今辽源，辽太祖也非崩于农安。新说认为，农安是辽开泰九年(1020年)“复置”的黄龙府，农安古塔也是在此之后修建的。此说如果成立，农安的这段历史将会被改写。

辽天庆四年(1114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第二年称帝，国号“金”，八月攻陷黄龙府。金天眷三年(1140年)，金军南下，黄龙府失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降为州，改名“济州”。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又改名“隆州”。

金灭辽后，黄龙府的地位虽已不再重要，但随着金军南下攻宋，特别是徽钦二帝被金兵所掠，途经黄龙府押往五国城，黄龙府之名传遍南宋，以致被一些宋人误认为是金国的都府，因此才有了抗金名将岳飞的那句豪言:“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耳!”

清代帝王留“龙踪”

在我国古代，帝王总是以“真龙天子”自居。清朝有两位皇帝东巡到过长春境内，留下些许“龙踪龙迹”。这两位皇帝分别是康熙和乾隆。

已划为长春城区的双阳区，是由清代的苏瓦延驿站发展而来的。顺治年间(1644年～1661年)，为准备对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沙俄进行军事反击，清政府设船厂于吉林，修造战船，演练水师。接着又在康熙十五年(1676年)将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后改称“吉林将军”)，同时开始修筑吉林至奉天的驿道，称“吉林西路驿”。苏瓦延驿站是这条驿道上的一站，它东连伊勒门站，西接伊巴丹站。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时经过这个驿站，曾在双阳河边驻跸。到吉林后，康熙皇帝还曾顺松花江而下，到半拉山渔猎、观兵，留下《松花江放船歌》等诗。半拉山今天在长春境内，属德惠市朝阳乡。1973年在半拉山村发现一方铜质的、刻有“康熙御笔之宝”的鎏金镶嵌物，应是当地某块康熙题字匾额的款识，很可能与康熙在半拉山渔猎、观兵有关。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康熙皇帝第三次东巡。与上次不同，他没有走山海关外的大驿路，而是从北京北上，出古北口一路向东，走过蒙古大草原，在今长春之地的伊通边门进边。然后仍不走驿路，折向东北，在今九台区其塔木镇过松花江，到达今舒兰市。

乾隆皇帝在长春境内留下了更多的痕迹。乾隆十九年(1754年)夏秋季节，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也走边外蒙古草原，入伊通边门后，上吉林西路驿道，终点是吉林。伊通边门遗址今天在长春市新立城水库库区内，当年的边墙、边壕遗迹今天在新立城镇内仍可觅见。当时正值深秋，见到伊通边门附近的山光水色，遥想此处原是祖辈“龙兴之地”，乾隆皇帝即刻赋诗《入伊通边门》。当时沿柳条边一线已有农业兴起，乾隆皇帝赞曰:“初来原故土，所遇匪新招。瞻就心何切，勤劳意岂骄。省方逢大吉，宝穑报丰饶。”这是古代帝王诗中唯一赞美长春之地的作品。

乾隆皇帝不仅留诗在长春，他的三女儿固伦和敬公主的衣冠冢也在今公主岭境内。传说，长春境内的饮马河也是因乾隆在此饮马而得名，长春历史上的万寿寺匾额——“惠我无疆”，也是乾隆当太上皇时所题。

“龙旗”升降话兴亡

清朝以前，中国一直没有国旗，直到鸦片战争前后才出现了代表大清国的“龙旗”。此旗的形状先是三角形，后是矩形，旗面黄色，中间是或绣或画的一条昂头向上的青龙，象征着统治和威严。这面旗既与现代国旗不同，也与当时其他国家的国旗不同，不但没有准确的几何图形，大小长短不一，画出来的龙也不一致，所以常被外国人嘲笑。

“龙旗”的悬挂没有明确规定。平时重要官衙的门首都要悬挂;特殊的日子，如新皇帝即位，皇帝、皇后过生日，迎接钦差大臣及总督、巡抚等官员巡视等，不仅官衙要挂，临街的商家店铺等也要挂，否则视为不敬，官府要进行督促。光绪皇帝的生日是每年六月二十六日，称“万寿节”。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万寿节”时，长春自“二十五日起，各衙署局所皆悬灯结彩，各商民亦悬挂龙旗，同申庆贺”。此前，长春府“由警兵传谕:各商店于二十五日起至七月初二日止，每家门前务悬红彩，张挂龙旗，以抒贺忱而壮观瞻”。

辛亥革命前，道台衙门和长春府衙是必须悬挂“龙旗”的。道台衙门建成时，日本人对它非常敌视，但也不得不赞叹“在临近附属地边界之高处修建道台衙门，宏伟壮观，中国国旗高高飘扬，恰有居高临下威镇附属地之势”。“高高飘扬”的“中国国旗”，在当时指的就是清朝的“龙旗”。

辛亥革命后，满清“龙旗”被民国国旗代替。由于东北的特殊性，直到清朝皇室宣布退位后，才降下“龙旗”。在长春，最高官府——吉林西南路道于1912年2月16日(辛亥年腊月廿九日)16时接到省公署关于“易帜”的通知，“孟道转电后，当即传饬各局所衙署转饬商民，一律悬挂共和旗帜。至三十日午前十点时，见大街小巷商铺民户皆新旗招扬悬挂门前矣”。

降下“龙旗”之后，人们以为帝制永远成为过去了，但是没想到，1917年7月张勋复辟，“龙旗”卷土重来。当时，由于地方官、驻军长官多是清朝旧臣中的复辟派，所以长春几个高级官衙在7月初的两三天内全部挂上“龙旗”，令百姓错谔。当时悬挂“龙旗”的官衙有长春镇守使署、吉长道尹公署、长春县署等，民间组织有长春商务会等。当然，这次“龙旗”只挂了几天，纯属一场闹剧。一些官署和百姓并没有跟风，特别是当时隶属于吉长道的长春警察厅，即以怕影响社会稳定为由予以拒绝。事后，《盛京时报》还对长春警察厅的这次“抗命”进行了报道。

龙袍旧梦终难成

“末代皇帝”溥仪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清帝国风雨飘摇的末世中，3岁登基，6岁退位，然后在一群清朝遗老遗少的簇拥下，靠着一个复辟梦打发时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经不住日本关东军的诱骗，抱着一丝幻想，出任伪满洲国“执政”。然而，日本关东军并不认为他们一手扶持的伪满洲国是清朝的复辟或延续，这让溥仪很是不爽。后来关东军作出让步，在1934年3月1日让他登基做了所谓的“皇帝”。但是关东军明确告诉他，这个“皇帝”与他之前所做的大清皇帝毫无关系，这又给了他当头一棒。无奈之下，他只好乞求关东军，在形式上满足一下他的愿望，让他穿一次龙袍。

1934年3月1日早晨，溥仪穿上光绪帝传下来的龙袍，到当时长春西郊杏花村(今文化广场附近)一个临时搭建的土台子上，举行了所谓的“祭天古礼”，整个过程仓促可笑。

溥仪虽然穿了一回龙袍，但他已经认识到这不过是日本人给他个面子而已，在此后的十余年里，他深谙任由关东军摆弄的傀儡滋味。至于那件龙袍所代表的，只能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梦。东北百姓对溥仪的傀儡地位看得一清二楚，于是借溥仪在原吉黑榷运局(民国盐务机关)办公楼当上伪皇帝之事，编出一条歇后语:“小皇帝坐盐仓——咸(闲)龙一条”，来讥讽和奚落他。

百年风雨龙王庙

古人认为，龙是司水之神，因此，古代有江河海洋的地方，只要有人居住就会修起龙王庙。并且，龙王庙一般都是修在近水的岸上，或离水不远的坡岗上，长春城的龙王庙也是如此。

长春地处欧亚大陆东部，位于寒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内。据水利专家研究，长春每年夏秋季节大量降水，占全年降水总量的70%～80%。过去长春人饱受旱涝交替之苦，为了祈求龙神保佑，他们在靠近宽城子居住地的伊通河西岸修建了一座面积不大的龙王庙，修建时间为同治三年(1864年)。同治四年(1865年)长春筑城后，龙王庙被搁置在城东门外东大桥西部北侧。

这座龙王庙为砖石木混合结构，坐北朝南，正殿为正方形，长和宽都有3间房子长，两侧有库房和庙内人员居住的房子，周围有围墙。由于年代久远，殿内供奉的神像等情况已无人知晓。

龙王庙修成后，成为长春人祭祀龙神的场所，每逢传说中的龙王爷生日时还要举办庙会、祭龙神，遇到旱年还要祈雨。长春最早的祈雨活动已无从得知，现在可查到的较早一次是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那年长春一带大旱，从春到夏滴雨未落，长春民间搭起戏台演龙王戏，酬神祈雨。长春知府德颐也“在龙神庙设坛，自农历六月十六日起率领同城员弁赴坛求雨，以冀神灵默佑，沛渥甘霖”。

1926年春夏东北大旱，长春进入6月仍未下雨，“芒种已过数日，地经播种出苗者均被旱死，迄今尚有未种”。于是，在民间纷纷自发祈雨的同时，6月10日至12日，驻长春的吉长道尹孙其昌率长春官、绅、商、学、农各界人士，以官府名义祈雨。当时，长春城的龙王庙早已被学校占用，成为育人之所。时任吉长道尹公署总务科长兼商埠电灯厂厂长、后来成为著名东北史学家的金毓黻在日记中记载道:“晨五时，道尹率各界士民，徒步拈香执柳诣伊通河畔龙王庙祷雨。余读祝文。龙王庙于十年前改为小学，毁神像，弃之河中，夷神庑为礼堂。道尹至此，怃然有动于中，思为复之。”当时金毓黻读的祈雨文是四字一句的骈体文，其中直接乞求龙神降雨之句为:“惟神司泽，伊通之浒。肤寸作云，崇朝滂溥。救民之眚，化戾为煦。东隅虽迟，桑榆可补。至诚所格，无间宙宇。膏不终屯，云霓延伫。敬迓神庥，载欣载舞。”

迷信之举当然于事无补。孙其昌虽然祈雨3日，但天空中仍是骄阳如故，直到6月21日才下了一场雨，此时已是农历五月十二日。农谚有“大旱不出五月十三”之说，这场雨刚好下在五月十三前一天。金毓黻叹息道:“田待雨而种，今雨已晚，虽得犹不得也。悠悠苍天，谓之何哉。”此后又下了几场雨，才彻底解除了旱情，然而时节已是盛夏了。

长春解放后，龙王庙仍由学校使用，其建筑也在一点点地改观、消失。笔者幼年时常玩耍于东大桥一带，对龙王庙尚有印象。2001年学校迁走。在2004年的一次踏查中，笔者看到这里遗迹已经不多。渐渐的，龙王庙仅作为一处地名留在城市的记忆里。

龙灯花炮闹元宵

每逢佳节，中国人总要耍龙。所谓耍龙，就是用各种材料扎成长龙，龙头、龙身、龙尾毕具，耍戏时人们用木棍将龙擎起，伴随锣鼓起舞，以增强节日的喜庆气氛。

笔者查到的长春有记载的最早的节日耍龙是1913年的元宵节。这一年，辛亥革命刚过去一年时间。在此之前，长春一连几年都因“国服”或治安不靖，以致元宵节异常冷落，不但不准燃放鞭炮，吉林西南路道还下令“每晚至十一钟一律净街，不准闲人来往”，“戏园亦须早时停演”。到1913年时，长春已奉令“改元”，虽然治安情况并未明显好转，但人心似乎已复苏，一切渐入正轨，当局亦未发封街令。所以，这一年的元宵节破例地热闹起来。

《盛京时报》1913年2月26日以《追记商民大闹元宵节》为题进行报道:

“阴历正月十五日，俗为元宵节，本埠商民仍照旧历庆贺，喧闹非常，而警察亦援照弛禁之例，不加干涉。兹将其动作录下:(休息)城内外大小铺商均于十四日下午起至十六日止，一律闭门，停止交易，敲打锣鼓。(游行)五行八作各工人均饱食终日，任意闲游，并有乡屯红男绿女来城观看，殊形拥挤。(演剧)无业游民扮演各种下流戏剧，如龙灯、狮子、旱船、秧歌、抬官，有七八伙之多，于商民门首顽耍、敛钱……(燃炮)十五日晚，三十一堂、玉茗斋、公升合等商号均燃放花炮，他号亦有放旌花、双响、冰盘、落月者。(观灯)十五日夜，月明如洗，游人接踵摩肩，各商号齐挂玻璃走马、珠穗各灯，任人观赏……”

从以上报道看，这年元宵节的活动很丰富:放假近三天，耍龙灯、舞狮子、跑旱船、扭秧歌、放花炮……应有尽有。耍龙灯是娱乐之首，可以用“一夜鱼龙舞”来形容这个元宵节。这是一场倾城闹元宵的盛典，充分体现了长春作为一座“商城”的富庶和风情。

(作者孙彦平为吉林省民俗学会副理事长)

来源：长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