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

积极的遗忘和消极的遗忘

如果一个电影导演在写作上很有天分，那他的电影会有很不一样的气质。文字滋养下的镜头和人物，会幻化出多隐喻多象征的光晕，会呈现出更为丰富复杂的美，会更注重娱乐表象之下的思想含量和精神深度，因而也会有更鲜明的风格。反之亦然，镜头感驯化过的文字，传达力更强，也会更有画面感和诗意。比如韩国导演李沧东，比如中国导演贾樟柯，还比如前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在看到库斯图里卡的传记《我身在历史何处》之前，他于我是完全陌生的名字。尽管他早已是蜚声世界的当代电影大师，是为数不多的世界三大电影节奖项的“大满贯”。对他的祖国，如今已经消失不见的南斯拉夫和它某些阶段的历史，我们却并不陌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地萨拉热窝，到对东方和西方都同样强硬，走“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强人铁托；从保存在一代中国人记忆中的电影《桥》，以及广为传唱的游击队员之歌《啊，朋友再见》等等。这个在有“欧洲火药桶”之称的巴尔干半岛上存在了88年的国家，本就是众多信仰不同、种族不同的地区联盟而成，在世界历史上地位非常特殊，自身的历史更是异常复杂。置身其中的库斯图里卡，用这个堪称天问的句式追问“我”的位置，显然需要特殊的勇气和才能，需要强悍的自尊心和永不言败的尊严感，更需要在遗忘和反遗忘、抹杀和反抹杀的较量中，坚持说话。他坚持要确认“我”的“身份”和地位。

作为游击队员的后代，出生于1954年的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是独生子，有曾做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波黑共和国情报局高官的父亲，有做驻外大使的姑姑，有曾被铁托放逐到格利奥托克岛上集中营的舅舅。他出生在萨拉热窝，并在那里度过了野性十足的少年时代，19岁动身去当时的“万城之母”布拉格学习导演。因导演《爸爸出差时》和《流浪者之歌》轰动戛纳电影节之后，他受聘到纽约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电影学教授。科索沃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想要回到故乡，但最终未能成行，只能和家人定居在法国诺曼底。

从世俗意义上看，库斯图里卡是成功人士，在电影领域具有国际影响力。然而，他的传记却注定无法成为成功者的华丽锦衣，也无法成为艺术化展示自己“电影人生”的豪华舞台。因为世界级大导演的身份背后，他有家国的破败与丧失，有他此生无法逃开的“土地和泪水”，有沉重到让人窒息的历史，也有遗忘和误解的巨大力量。当然，一切的根源都是因为他有无法选择的祖国、族群和家族，这些是决定他身份的更本质的力量。所以，他才会在开篇就写下“绝不向遗忘屈服”。像是一个“宣言”，库斯图里卡作为亲历者和见证人，直接向“遗忘”亮剑：“在被遗忘统治的房间里，总有一块空地用来安放那些被时代遗忘的英雄。”

或许，“遗忘”也可以如以赛亚·伯林给“自由”的分类一般，分为“积极的遗忘”和“消极的遗忘”。“积极的遗忘”是人类为了绵延下去，为了挺过一场场巨大的灾难而必备的基本生存技能，这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值得尊重的；而“消极的遗忘”等同于麻木不仁。它或者是不明真相的愚昧，或者是不顾真相的轻慢；到了现代社会，它则越来越多地变成了在肤浅的娱乐中反记忆、反历史、反文化。库斯图里卡想要向“消极的遗忘”宣战，他想要以势单力薄的“我”，作为个体的、必死的“我”，写下不死的文字，确认强者对弱者犯下的罪行，确认无边的恐惧之下永恒的灵魂和爱，确认历史中“人”的身份和地位，更确认真相。他不甘于让人变成随时代灰飞烟灭的尘埃，也不甘于与草木同腐。所以，他的写作本质上还是启蒙主义的，关于“人”在历史中的“身份”的再次启蒙；也是人道主义的，他说：“因为历史上的一些罪行，人道主义思想的车轮至今还陷在泥潭之中。”

身份，是人理解自己和周围社会的出发点。人类离不开身份或身份政治。尤其是20世纪以来，从两次世界大战到冷战格局的形成，从殖民统治、局部战争到全球化和多元化、信息化发展，人类社会每一步巨大的转变都伴随着身份问题的不断被强化和细分，也不断让身份政治话题变得炙手可热。

在文学艺术领域，身份的多重性和可变性显得更为复杂，确定性和偶然性也显得更为微妙。文学关注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天性与身份政治的诉求不谋而合，同时，它关注这个问题的方式和角度，又往往与文化、心理交叉缠绕，与宗教、历史、哲学纠结联系，与殖民、贫困、移民、避难、歧视、平权等现实对照。可以说，在20世纪以来的文学中，身份和身份政治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开阔的领地，所以也就难怪几乎所有的作家，无论他们来自东方还是西方，来自殖民方还是被殖民方，都或多或少地关注身份问题了。“身份政治”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作为理解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把“万能钥匙”。

讽刺艺术和“流氓英雄”

库斯图里卡的传记显然也可以归入“身份政治”的序列。只不过，他关注身份政治的角度既不是左翼的也不是右翼的，而是人道主义的。而且，他不用激烈的抗辩和声讨。关注弱者生存，却不发出抗辩和反抗；身处无限恐惧中，却不做恐惧的俘虏，是库斯图里卡传记的格外动人之处。

除了标题和开篇，书中其他所有的章节都是“弱者示弱”的，都是“以退为进”的，气氛甚至都是欢乐和幽默的。比如，他故意把自己上学和加加林上天联系在一起，把做手工和泰坦尼克号联系在一起，把铁托的权杖和自己充满了冒犯意识的梦境联系在一起，把爸爸批判铁托的犀利和他醉醺醺的酒鬼状态联系在一起……这种看上去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方式，彻底拉平了“大与小”的关系，彻底解构了所谓权力的历史影响力，当然，也彻底认清了冷战双方和“铁幕”的真实，最终，获得的反讽和批判效果也是非凡的。

反讽，在20世纪的文学中占据特殊的地位。尤其是那些有过社会主义阵营经历的作家，亲见历史的翻云覆雨造成了无数个“我”的悲剧。同时，随着冷战思维隐退，全球化时代到来，娱乐文化也大行其道，沉重的历史如一个过火的玩笑，捉弄了无数的人，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会让确凿的经历带上怀疑论的色彩。而当写作面对这一切的时候，如何清理这些记忆，如何为种种荒诞建立逻辑，赋予“我”什么样的价值，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历史如黑洞，极易让人虚无；权力虽丑陋不堪，却变幻着面孔无处不在；“我”理应被尊重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至高法则，却变成了似乎永难触及的乌托邦。此时，或许用讽刺呈现荒诞是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径。而且这荒诞不只属于外部世界，也是内省的一部分。比如直接以《身份》《玩笑》为名进行反思和探寻的米兰·昆德拉，比如波兰诗人赫贝特，比如同样总是描写巴尔干的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等等。

库斯图里卡是深深懂得这一切的，所以，他才会说：“讽刺和啤酒是捷克人拯救灵魂的方式，否则，他们无法承受苏联的占领。”他也是深深了解捷克和南斯拉夫在这一点上的相通之处的，所以他才说：“萨拉热窝的游击队员和社会名流……很会说反话，他们也因此才从铁托时代挺了过来。”在布拉格，他不仅学习导演，也锤炼了讽刺艺术，深得捷克人从“蜂蜜和屎”的关系中辩证出来的历史智慧，也深得在翻云覆雨的时代，唯有成为“流氓英雄”才能让人生有滋有味。

书中写到了很多“被时代遗忘的英雄”，或者说，在库斯图里卡眼里，每一个“我”都是这种“被时代遗忘”的“流氓英雄”，都应该在历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比如认为所有问题都是政治问题的爸爸穆拉。他来自穆斯林家庭，曾参加人民解放运动，钻在森林里做游击队员；他置身官场，却讨厌铁托；他把自己家漏雨的屋顶抛在脑后，却整天流连酒馆为世界不公和南斯拉夫的未来操心；他坚信2000年以后，共产主义将会统治整个地球。然而，1992年，他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解体了。

库斯图里卡以父亲为典型，写了游击队员那一代人的经历，写他们的信仰、行动、思想演变，也写他们被清洗、被放逐、被贬谪之后的失落和牢骚满腹。父亲虽然没被放逐，但从贝尔格莱德降职到了萨拉热窝，“生活并不如意”，于是他经常在酒精中寻找安慰。在他的记忆中，父亲经常和醉酒的朋友聚在家里，骂骂咧咧地谈政治。其实，全世界，都有被信仰捉弄的一代人，这些人的经历总是让人想到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里面发出的另一个天问：“要是我这一生都错了，怎么办？”

如今，库斯图里卡同时失去了父亲和祖国，这悲伤与解放运动后父亲失去“精神父亲”铁托的悲伤，哪一个更刻骨呢？库斯图里卡无法比较。正如他无法比较父亲所亲历的人民解放运动的战火和自己经历的波黑战争的战火，哪一个对人的冲击和毁灭更大一样。也正如他无法比较父亲执着于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和自己执着于电影、执着于用电影追问历史和现实的梦想，哪一个更值得、更有意义一样。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英雄，也都有自己的失落、恐惧和悲伤。

除了父亲，库斯图里卡尊崇的这类英雄，还有很多。其中有他生活中的：在外交界进退有据，跟前夫在房子的问题上却寸步不让的姑姑；懦夫阿利亚，常年被老婆戴着绿帽子，却迷恋好莱坞电影中的硬汉；做事最井井有条一丝不苟的舅舅，就连自己死后葬礼上需要的食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也有他心目中的：比如南斯拉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下《德里纳河上的桥》的伊沃·安德里奇；比如有欧洲艺术电影难以逾越的高峰之称，用强烈的“费里尼风格”引导着战后意大利精神进程的费德里科·费里尼等等。所有的人物，没有一个面孔模糊、乏善可陈，他们太生动、太鲜活，以至于总是让人忍不住想到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想到赫拉巴尔笔下那些在小酒馆里、在时代垃圾堆上生活的“巴比代尔”，想到他们“带着泪的微笑”，想到他们在喧哗和戏谑下面那颗忧伤脆弱的心。

纳博科夫曾说，我们总是在契诃夫的小说中看到一系列的跌绊，但这个人之所以跌绊，是因为他总是凝视着繁星，所以只有具备幽默感的读者才能感受契诃夫小说中的悲伤。契诃夫用暗示和潜台词传递意义，显得冷静又克制，然而他的写作却具有超时代的、与“白桦树、日落和写作欲望”同在的永恒价值。而赫拉巴尔则在小人物身上，寄托了全部的文学理想和创作哲学，他在《绝对恐惧：致杜卞卡》中曾说：上帝之子不只是那些好孩子，还包括坏孩子。但只要我意识到我落在了良善手里，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事实上，库斯图里卡也特别尊崇契诃夫和赫拉巴尔，他笔下的童年伙伴、亲朋好友、父母妻儿，甚至铁托本人，都沾染了契诃夫式“小人物”的色彩；而他对“布拉格精神”和捷克文化的理解，对赫拉巴尔的名著《过于喧嚣的孤独》中，关于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直接引用，更是彰显了自己对人与历史的关系的看法。

一般认为，历史属于大人物，小人物需要从历史中借取存在的意义。然而，契诃夫和赫拉巴尔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给予所有生命的主人平等的尊崇。弱者生存，这是所有自然法则中最让人敬畏者。正因为他们的生存，历史才有了意义。当然，在产生意义的过程中，也意味着巨大的牺牲。

深刻体会了这一切的库斯图里卡于是说：普通人只死一次，而伟大的人物需要死两次，一次肉体的死亡，一次精神的死亡。也因为亲历历史弄人，所以他才选择皮里阳秋的表达方式，在看似欢乐不羁的行文中，埋藏下巨大的忧伤，也毫不掩饰自己在某些问题上的愤怒、激烈和鲜明的立场。比如他对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就颇不以为然，他甚至自创了一个叫“图图姆拉奇”的词形容他们，意思是“皱着眉头的知识分子”。他看不惯他们夸夸其谈、故作高深、真理在握的嘴脸，也一针见血地揭露他们妄图用投机得来的名利获得虚假的“不朽”，妄图由此推翻真正的文化英雄取而代之的可笑。在库斯图里卡眼里，他们自认英雄，实为小丑——在追问历史的同时，库斯图里卡一直没有忘记探寻文化的转变，他怀念物质贫困而精神富足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怀念摇滚乐代表的反平庸精神。

“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因为是艺术家，所以即便在一部以真实为追求的“非虚构”作品中，库斯图里卡也非常注重文字的意蕴叠加和细节的妙不可言。他精心选择自己人生中值得记取的片段、细节，精心选择呈现至爱亲朋独一无二个性的特征，精心把握人物的“小”和历史的“大”之间的关系，也精心裁剪时代车轮碾过的辙痕在心灵上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记。为此，他甚至刻意制造戏剧化的效果，所以，他的传记读起来像小说一样，有让人恍惚的虚实相应，也有高尚和苟且、正义与丑恶、天堂和地狱的复杂交织。尤其是读过他的短篇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之后，这种虚实难辨的感觉会更强烈。库斯图里卡深谙艺术中省略和沉默的力量，也懂得何时需要让故事变得丰满饱和。

在库斯图里卡笔下，自传中的人和小说中的人物都在同一个世界，都有同样的平民英雄的气质。一本自传，能够写出“人生如梦”的境界，能够在真实和虚构、遗忘和记忆中找到哲学和美学的辩证统一，实在难得。而正因为有了如此精妙的立意和高远的追求，他对“我身处历史何处”的追问和回答就显得更加丰富立体和意味深长。

在书中，“身在历史何处”这个问题，以“我”的身份变化为坐标，变换道德和正义的维度。有意思的是，这个“天问”最早出现在扒手凯拉的嘴里。他不仅身手敏捷，嘴皮子也利落，有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在去柏林的路上，到布拉格短暂停留，给库斯图里卡带来他日夜思念的女孩儿马娅的消息，也促使库斯图里卡思考，在围绕着马娅的诸多追求者中，“我身在历史何处”。之后，它出现在“皱着眉头的知识分子”嘴里，当他们围绕着安德里奇的雕像，处心积虑想要推倒他，蝇营狗苟想要塑造自己的时候，他们也产生了“我身在历史何处”的疑虑。

当然，更多的时候，这问题是不滑稽、不讽刺的，而是足够牵动萨拉热窝的古老历史，同时带着存在主义的意味，是足够庄重和体面的。对大多数塞尔维亚人来说，这问题是对毁灭祖国的刽子手发出的正义质问；对历史大潮中的“小人物”来说，这问题是在翻云覆雨的权力更迭中发出的事关生命和尊严的谴责；对越来越在庸俗肤浅的娱乐环境中沉沦的人们来说，这问题是对漠视真正的精神和真正的文化发出的启蒙提醒。对库斯图里卡的家庭来说，这问题是对家族历史的深情探究；而对库斯图里卡本人而言，这问题则意味着更多，家国历史、电影艺术、血脉传承、家庭责任、亲人的死亡、儿女的成长、自己的衰老等等，都足以让他不断思考这个问题。

他在书中写到了很多死亡。而他第一次与死亡的近距离接触，是遇到了曝尸街头的懦夫阿利亚。他无比恐惧，莫名其妙地哭起来，连母亲的怀抱和安慰都不起作用。直到父亲出差归来，告诉他“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这高深无比的话对刚满七岁的他却是莫大的安慰和治愈，一下子驱散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也让他从此意识到“爸爸的角色在一个男孩子的生活中究竟有多么重要”。当然，他笔下的“父亲”这个词，始终是有象征意义的。

多年后，父亲去世了，他这才意识到，正是父亲那坚定的抚慰，支撑了他整个人生，“重要的不是我们的灵魂要担负多少重量，而是我们不必独自一人承受。必须要有个父亲，教会我们如何承受向我们袭来的不幸”。于是，他想到自己作为父亲的勇气，想要尽力去安慰儿子，然而，他还没有想好方法的时候，十四岁的儿子就转来拥抱他，给他讲了苹果从开花到落地的故事：死亡是一种自然现象。无论在电影中、自传中还是小说中，库斯图里卡赋予“父与子”太多的含义和太多的爱。在他笔下，“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和“多年父子成兄弟”，不只是亲情层面，还有家国含义。这刻骨铭心的家国亲情，或许也是“我”最终的历史之地。

与眼泪、永别和不幸相比，库斯图里卡写了更多的欢乐、幸福和爱。不只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以及支撑这些情意的理解、尊重、乐天知命。更重要的，是对生命本身的信心和希望。他说，很小的时候，听完基督徒表哥讲完世界末日的故事，他就意识到，无论什么样的灾难来临，家庭都是救命的树干。身处战争频繁造访的“应许之地”，一个人即便只想过平凡的生活，也需要承受前所未有的痛苦，付出全副身心的努力。但所有的人又都相信，只要最后一刻还没有到来，就尚有一丝希望，就值得充分感受太阳的能量，坚信“死亡是未经证实的谣言”。

无数的记忆证明，在历史的洪流中，在“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面前，“我”哪儿都不在，又无处不在。所以，“我身在历史何处”或许并非一个问题，而只是一个故事，一个关于记忆和遗忘、生命与自由、未来与希望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的故事。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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