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共一大（四）

1921年7月23日，由于是盛夏季节，上海的天色尚未全部漆黑，但也已经笼罩在灰暗之中。约从晚上七点以后，位于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的住宅，陆陆续续走进了十几位教师和学生模样的人，中间还夹杂着二位金发碧眼的洋人。

房子是砖木结构的两层石库门楼房，是上海20年代的典型民居。建筑风格是中西合璧式的，是东西方文化完美交融的体现。

楼下的客厅，约18平方米，雪白的墙壁，朱红的地板，窗明几净。中间放置着一张铺着白色台布的长方形会议桌，桌上放着茶杯与火柴盒架，桌周围有12只圆木凳，东、西两侧靠墙各摆着一只茶几和两把椅子，既不豪华，同时又显得非常端庄大方。

作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此次组建全国性政党的主要联络人，李达和李汉俊正忙着请所有的代表落座，递茶分烟。

当李达看到何叔衡和毛泽东联袂走进客厅时，马上上前相迎，亲热地握住二人的手。

李达也是湖南人，和毛泽东以前曾经相识，而且私谊不错。于是李达一边引导二人在客厅里落坐，一边轻声地向毛泽东询问：“润之兄，我记得你以前是cy（按现在的说法应该是共青团员），什么时候成为cp(按现在的说法是共产党员）的，进步好快啊！”

“鹤鸣老弟，革命难道还要分什么先后吗？你不会是嫌弃为兄吧！”李达字鹤鸣，故毛泽东如此称呼李达。

“那里，那里。我怎么敢嫌弃名冠三湘的毛润之先生啊！再说已经来了，就都是代表嘛！”李达笑着解释道。

据李达和董必武后来的有关回忆，毛泽东那时可能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似乎并没有办理过正式手续。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手续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齐全。

这时所有的代表都已经陆续在桌边随意就坐。除了住宅的主人李汉俊和正在忙碌的李达，其余分别是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周佛海、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以及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

李汉俊将一副麻将牌和几副扑克牌放到桌子中央，向众位代表征询道：“同志们在博文女校都住的还可以吗？时间仓促，只能将就一下了啊。”

“我们住的都很好，但是不管怎样，总没有公博老兄住在大东旅社金屋藏娇那样惬意啊！”包惠僧冲着陈公博打趣道：“公博老兄的新婚娇妻李励庄可是位一等一的大美人，公博兄真是艳福不浅啊！”

“同志们，我们中国的革命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关注。这次，共产国际特派代表马林同志前来中国帮助我们建党，请大家鼓掌欢迎！”主持会议的张国焘热情地向众位代表介绍马林。

在众人的鼓掌声中，马林从位子上起身，微笑着向大家歉歉身。

“现在，我们就请马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张国焘神色严肃地大声宣布道。

“同志们，首先我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即将组建的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的祝贺！”

马林话音刚落，立刻赢得在座诸位的热烈掌声。

马林举起双手虚虚地向下一按，继续说道：“目前的国际形势是，自苏俄十月革命，成立了以工人无产阶级为主的人民民主政府后，世界各地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受压迫的劳苦大众看到了一盏神圣的明灯，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希望之光。正如世界革命大师列宁同志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被各国的的财阀、垄断资本家所掌握，正在从资本主义演变为垄断帝国主义。列宁同志曾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资本主义最残酷、最腐朽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无产阶级民主专政的苏俄。随着全世界无产者的解放运动；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张和残酷掠夺、横征暴敛。在苏俄的领导下，世界各地无产者的革命运动肯定会风起云涌，社会主义运动肯定会蓬勃壮大，必将成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掘墓人。苏维埃革命运动必将在全世界取得最终的胜利！”

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这时端着茶壶进到客厅，在毎位代表面前的茶杯里续上水，默默地注视着这一庄严的时刻。

马林朝着王会悟感激地微微一笑，端起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继续慷慨激昂地说道：“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共产国际将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东方的亲密战友。我相

信

，中国共产党在第三共产国际的领导和苏俄布尔什维克的指导下，必将在中国消灭一切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夺取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

马林的这番话又赢得了与会代表一阵热烈的掌声。

尼克尔斯基一边与大家一起鼓掌，一边站起身来接着马林的话说道：“马林同志的发言非常好！刚才马林同志已经说了，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个支部。不仅如此，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完全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联合在以苏俄为首的苏维埃大家庭中，为全人类的彻底解放而英勇奋斗！为此，中国共产党必须每月至少向远东书记处汇报你们二次最近的工作进展和财政上的预算，以便使共产国际在实际工作中对你们进行更好的指导，以及在人力物力上的大力支持！”

所有与会的代表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着尼克尔斯基的演讲，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一个代表的眉头这时有些微微拧成了一个浅浅的“川”字型，他就是组建这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组织者和操作者--李达。

李达没有注意尼克尔斯基后面所讲的什么内容，自己默默地陷入了沉思之中。中国共产党现在还是一个刚刚组建的小党，在以后的实际工作和发展荘大中，自然离不开共产国际和苏俄老大哥在各方面的指导帮助和财政上的大力支持。 他清楚地记得去年陈独秀在李大钊的引荐下与维经斯基会面时，维经斯基也曾向陈独秀表达过类似的想法。但当时一只是相互就有关问题进行探讨，二是记得陈独秀就此观点当面予以了拒绝。现在却在并没有和中国同志商量，尤其是没有和他这个实际上的“负责人”商量过，就在大会上把中国共产党直接置于共产国际和苏俄的领导之下，纯粹属于从属的地位而明确下来，他内心觉得不是很妥当。他隐约地想到陈独秀推脱广东方面脱不开身，只派包惠僧作为私人代表前来，也是与此有着很大的关联。

又是一阵掌声把李达从沉思中惊醒，只见尼克尔斯基已经演讲完毕，轻轻地坐回原来的座位。

李达抬手看了一下自己的手表，见指针已经指向十一点钟，遂与李汉俊对视一眼，起身说道：“刚才马林同志和尼克尔斯基同志的讲话非常精彩，深刻地分析了世界的形势，也为中国今后的革命指明了明确的方向。根据大会事先拟定的议程，接下来是由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介绍当地革命斗争的情况，然后是制定党的纲领，成立党的中央机关，民主推选党的领导人。由于今天时间已经较晚，接下来的议程我们可以放在以后几天逐一进行讨论，代表们看有什么意见吗？”

与会代表纷纷点头表示同意李达刚才的提议。

“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此结束，明天晚上我们在整时在这里开会。”

与会代表们闻听李达此言，便纷纷起身相互致意告别。李汉俊说道：“待会同志们不要一下都出去，三三二二间隔开来，以免遇到什么不测。”

7月24日，一大代表再次聚集在李书城的寓所。根据提议和议程，由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汇报在各自地区的工作情况，并就各自的工作方法和当前及今后的主要任务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下，一大代表们按照民主的方式选举出大会期间的执行主席。北平共产党支部代表张国焘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作为这次发起方的上海共产党支部代表李达和李汉俊，一者因为他们二个都是搞学术研究的知识分子，声情并茂、激动洋溢的长篇演讲不是他们二人的强项；二者是李达和李汉俊都是谦谦君子，觉得自己作为发起方如果再被当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似有大权独揽之嫌。

毛泽东在一大期间言语不多。在开会时基本上都是凝神聆听，沉默寡言。董必武和李汉俊是同乡，是在李汉俊的影响下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从山东来的王尽美和邓恩铭当时都还是在校就读的学生，社会阅历自然也不会很丰富。这些代表中只有张国焘在李大钊组织下，和何孟雄、罗章龙、刘文静等深入到底层社会，办起夜校，一边帮北京长辛店工人补习文化，一边领导工人同北洋政府和资本家作斗争，要求政府切实保障工人的权益，要求资本家切实保障工人的福利待遇。

因为李大钊虽然人未到会。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组建过程中，他的作用是别人无法比拟的。是他最早接受并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最早和苏俄取得了联系，以自己的行动影响陈独秀，从而使陈独秀理解并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因而，对于从北京派来张国焘和刘仁静，马林相对来说对他们也是高看一眼的。

马林曾在私下和张国焘进行过交谈，觉得这个东方小伙子思路敏捷，口若悬河。既受过高等教育，又能深入基层，能和广大劳苦大众打成一片；能和广大工人阶级同甘共苦，在当时这个新兴的政党里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确实，当时的张国焘是有着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优势和长处。所以，他在一大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大会执行主席，似乎也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客观地评价，当时的张国焘在各方面还是比较突出和优秀的。不然也不会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享受到被列宁亲自接见过的人。即使后来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俄考察时，尽管孙文一再向苏俄表示，希望列宁能够接见一下自己的这个得意门生。但由于列宁身体状况的原因，最终蒋介石还是没有如愿见到列宁。

25、26日休会二天，用于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日、28日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集中讨论起草的纲领和决议。

在讨论中，一条关于禁止中国共产党员参加政治，甚至不允许当学校校长一案，引起了陈公博的强烈不满。为此，陈公博进行了激烈的争辩，他认为共产党是应该斗争的，为什么连校长都不可以做。可是张国焘在大会上硬要将此提议予以通过，而多数代表居然也都赞成。可是到了第二天晚上开会，张国焘又提出取消昨晚的决议。陈公博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提案可以取消，张国焘回答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陈公博真气极了，并产生了愤而退场的想法。他有点愤怒地质问张国焘，本来我不赞成，而会内倒否决我的意见，今则议案通过，只因为俄人反对，又取消议案，这样不必再开大会，就由俄国人发命令算了。

在关于如何看待孙文的广东政府和徐世昌北京政府的问题上，与会代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岐。当时，与会代表大都把孙文的广东政府和徐世昌的北京政府相提并论，认为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的政府。大会在宣言草稿中分析了当时南北政府的性质，主张北洋军阀政府必须打倒，但对孙文的国民党政府，也表示未能满意，因此有人说‘南北政府都是一丘之貉’。代表包惠僧则是更加明确地闻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不应有任何的妥协。因此对孙文应与北洋军阀一样看待，甚至要把他看得更坏一些，因为孙文的演说，更容易使群众彷徨。由于观点无法统一，对于是否应予发表，经由周佛海、李汉俊、陈公博等人商量后，采取了一个折中办法，决定由陈公博将宣言草案带回广州，交由陈独秀亲自裁定。

在几天的讨论中，刘仁静和李汉俊也发生了几次激烈的争论。矛盾的主要交点是：李汉俊主张先派人到俄国和欧洲考察革命成果，等待孙文的革命成功后，再加入议会开展竞选。刘仁静则针锋相对，主张以武装暴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以任何形式与孙文的国民党合作，并着重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两个湖北老乡在会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都能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还背下《共产党宣言》中的许多章节，让在场的其他人瞠目结舌。最后，刘仁静的观点得到了与会多数代表的赞成和支持。通过投票表决，一大通过的党的纲领中确定，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

在会议期间，大多数与会代表还对张国焘产生了一些看法。认为他自以为是李大钊的学生，同时又凭着自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为被指定的大会执行主席，对待自己的同胞显得有点张扬和飞横跋扈，对待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则处处曲意逢迎，唯他们马首是瞻。

7月30日晚，与会代表再次聚集在李书城的家中，就党章和党的最终目标进行最后一次讨论和确认，并为一大的顺利召开举行闭幕仪式。